依据中国法学创新网“法学盘点”中发布的“商法学·2016年科研单位论文数统计”，商法学在CLSCI(16种主要期刊)上发表论文数为70篇，占CLSCI期刊论文总数1515篇的4.62%，为近五年来比例最低的一年，也是发文量最低的一年。(见表一) 2016年，刊发在“三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和《法学研究》)上的商法学论文共计5篇，占三威期刊论文总数181篇的2.76%，是近五年来的最低水平;其中，在《中国法学》上刊发的商法学论文最多，共3篇。在所有CLSCI期刊中，刊发商法学论文最多的是《法商研究》，达11篇，《法商研究》也是16中期刊中唯一带有“商”字的期刊，可谓名至实归。 将2012-2016年商法学在CLSCI期刊发文量、发文比例及在三威期刊上发文量、发文比例汇总比较，具体可见以下表格：
从横向学科发文数来看，商法学所占比例低于民法学、刑法学、学、经济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学、行学，位列第九，与去年相比落后一名(见图1)。总体而言，商法学科在2016年的整体表现不佳，同比来看，不仅数量最低、占CLSCI总数最低，与其他学科比较，排名也落后了一名。
1.商法学在CLSCI各法学学科中的排名稳中有降，总体发文量下降较快，间接印证了商法学发文大小年的理论。 2016年商法学研究表CLSCI期刊论文70篇，为近五年来最低，与2012年相一致，但占全部CLSCI期刊最低，为4.62%，比2012年还要低0.34个百分点。在排名上，位于民法学(280篇)、刑法学(227篇)、学(195篇)、经济法学(161篇)、刑事诉讼法学(133篇)、行学(126篇)、学(104篇)和民诉法学(87篇)之后，位列第九，去年超过民诉法学1篇，今年落后民诉法学17篇，看来，商法学和民诉法学真可谓一对孪生兄弟，如影随形，不相伯仲。 从总体发文量来看，2016年的商法学不很好看。数量上锐减十篇，占CLSCI总数的比例上也创下近五年来最低，从2012年的4.32%，到2013年的5.52%，到2014年的3.66%，到2015年的5.35%，再到2016年的2.76%，宛如电图的波底，当然可以乐观地期待，2017年的商法学一定比2016年强。通过这些数据的对比，发现商法学的发文量呈现出一种大小年的形态，最高的时候不到90，最低的时候也不会跌破70，呈现出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形态。CLSCI期刊的主编们，在选择发表商法学文章上，也呈现出一种“大小年”形态，今年当然是小年了，数量少，比例低，相信在“《公司法》司释(四)”正式发布的2017年，商法学有一定的发力，也会摆脱小年的阴影，创造大年的奇迹。 2015年的商法学基础理论学科经历了低谷后，2016年迅速升起，从4篇猛增了11篇。这种迅速回暖的现象，得益于商法学研究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趋势，在中国民编纂热度空前的历史背景下，商法学者结合商法学学科特点，为民编纂献计献策，如范健的《民法体例中商法规则的编内与编外安排》和《民时代的民商分立体制探索》两篇文章都是聚焦民的商法学研究文章，还有许中缘的《商法的独特性与民总则编纂》、汪青松的《主体制度民商合一的中国径》、王建文的《我国商法体系缺陷的补救：民商区分》等文章，均是聚焦中国民特别是民商关系的文章。 与商法学基础理论学科研究趋热相反的是，公司法和保险法领域的文章，2016年迎来一次小寒潮，在发文数量上下降明显。由于法学论文发表有一定的时间延迟，2016年度发表的文章，一般在几个月才会采用，2015年下半年到2016年上半年，是商法学中公司法和保险法研究相对趋缓的区间，这与我国的实践有一定的关联，也与在总量上有的核心期刊论文数也有一定关联。2016年的公司法热点是“《公司法》司释四”，该解释的核心是强化对股东知情权的、探索完善对股东利润分配权的司法救济和规范股东优先购买权行使，该解释在2016年年底由最高法原则性通过，又于21017年8月28日正式公布。2016年商法学研究中的公司法细分领域，大多也聚焦于此，如罗培新的《论资本制度变革背景下股东出资法律制度之完善》、冯果的《股东异质化视角下的双层股权结构》、龚博的《有限公司股东股利分配权的司法救济》、王雷的《公司决议行为瑕疵制度的解释与完善——兼评公司法司释四(征求意见稿)第4～9条》、杨丹的《公司资本制度变革下抽逃出资“除罪化”的研究》等文章，聚焦《公司法》的和司释的分析。 证券法和保险法研究在商法学研究梯队中属于第二梯队，从近几年的发文数量趋势来看，2016年下降较为明显，直接从二位数下降到个位数，是个值得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的，虽然与在总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商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趋热有关，也与证券法和保险法研究的趋冷也有关系。在个位数的研究文章中，证券法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监管、股票交易保障等问题上，而且一篇发表在三大刊上，如侯东德的《证券服务机构IPO监督机制研究》、廖升的《诱假陈述侵权责任之关系》、李文莉的《上市公司私有化的监管逻辑与径选择》(发表在《中国法学》2016年第1期)、安晋城的《论股票窃用交易中的预期利益损害赔偿及其——评“张春英股票被窃赔偿案”》、陈洁的《违规大规模增减持股票行为的定性及惩处机制的完善》、张舫的《对证监会执法强度的分析》等。 保险法研究从2015年的13篇下降到2016年的8篇，下降也较为明显，但其中也有精品，如邢海宝的《机动车自愿责任险排除连带赔偿责任》，发表在《中国法学》2016年第3期上，以质取胜。保险法研究还有几篇文章相当不错，如韩长印的《意外保险的契约型塑与内容控制》、孙宏涛的《我国保险法中增加通知义务完善之研究——以我国保险法第52条为中心》、薄燕娜的《论我国保险保障基金救助制度的完善——域外经验及其借鉴》、蔡大顺的《重大行为之法律责任体系于保险法上的重构》、邢海宝的《机动车自愿责任险排除连带赔偿责任》、梁鹏的《人寿保险不价值选择制度之构建》、黄丽娟的《保险人恶意不当理赔的法律规制——从违约责任到侵权责任》和周学峰的《保险业适用反垄断法问题研究》等，这8篇文章有7篇受到基金资助，其中5篇是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从基金资助可见保险法领域仍然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2016年的热点是《公司法》司释四的通过和出台，2017年的热点则是民法总则的通过和颁布实施。随着民法总则的颁布实施，商法学作为与民法学最近的学科，是走民商合一还是走商法单独分则的径，是摆着中国商法学者面前的选择题。在2017年商法学研究会年会上可知，商法单独开来，编纂《商法通则》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如何制定《商法通则》有不同观点。可见，往后一个时期，对商法与民法总则的关系问题，将成为一个热点。 破产法、信托法和票据法研究可以说是商法学研究的第三梯队，不温不火，在数量上以个位数体现。在2016年商法学发表文章中，破产法与往年持平，信托法研究的文章上涨一篇，而票据打破了2015年0的突破，由0到1，也是一种质变。这篇票据法的文章是赵意奋的《论票据流通中的直接交付》，发表在《法律科学》2016年第3期上。 破产法和信托法研究虽然是商法学研究中的小众，但小也有小的妙。破产法领域也有高产作者，张钦昱以《软预算约束视角下破产清算程序之反思及重构》和《企业破产中债权之》两篇文章位列高产作者之席。破产法领域重视与其他研究领域的交叉研究，如解正山的《对衍生合同在破产中豁免的反思——系统性风险的视角》和刘颖的《反思破产法对合同的处理》是从破产法领域和合同法领域的交叉研究着手，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信托法研究的4篇文章，比较重视理论性研究和域外比较法研究，如金锦萍《论法律行为视角下的信托行为》、李宇的《论作为法人的商业信托》、姜雪莲的《信托受托人的义务》和李喜燕的《慈善信托近似原则在美国立法中的发展及其》。 商法学2016年度CLSCI发表的70篇文章中，有29篇文章没有标注基金项目支持，其余41篇文章共有71个基金项目支持，篇均基金项目数为1.01，即一篇文章平均有一个基金项目支持。通过对商法学2016年度CLSCI发表的41篇有基金项目资助的文章进行梳理，对位列第一的基金项目统计后，发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频次最高，有20个，其中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0个，后期项目1个，青年项目2个，重大项目5个，重点项目2个。排名第二的是教育部的课题，共有11个，其中教育部重大攻关5个，一般项目2个，青年项目4个。此外，还有中国法学会基金项目资助的有2个，司法部的1个，学校一级的基金项目资助的有5个等等。此外，商法学2016年度CLSCI发表的有基金项目资助的41篇文章中，有一篇是有国外基金项目资助的，这篇文章是出生于1985年的在中央大学部就读的刘颖博士发表在《现代法学》2016年第3期上的《反思破产法对合同的处理》一文。 在这71个基金项目中，最多的有7个基金项目支持，这篇文章是华东大学的梁爽同志在《中外法学》2016年第1期上发表的《董事信义义务结构重组及对中国模式的反思：以美、日商业判断规则的运用为借镜》一文，该文共有：1、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公司法与民事部门法交叉问题研究”(2015EFX004);2、 司法部国家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12SFB3027);3、2015年度上海市“青年东方学者”计划(QD2015048);4、全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7批面上资助(2015M571525);5、上海市教委创新项目“上市公司董事责任制度的类型化研究”(14YS083); 6、2013年度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zzhz13026);7、 2013年度华东大学科学研究项目“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实效性法律机制研究”等7个基金项目的资助，从基金项目的代码可以发现，从2012年到2015年均有分布。 商法学2016年度CLSCI发表的70篇文章中，基金项目资助的比例占一半以上，基金项目对法学研究的引导力是可见一斑的。通过对41篇有基金项目支持的文章内文(主要是通过项目代码)分析发现，这种引导延迟大约1-2年，最长的约5年。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社科基金办公室在2017和2018年度发布的基金申报公告中，特别提出“凡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义发表阶段性或最终，不得同时标注多家基金项目资助字样”，这样今后发表的文章中提及基金资助的，如果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则不能同时标注有其他基金资助了，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了发文中的“一鸡多吃”现象。 2016年在CLSCI期刊上发表商法学研究论文的作者共有60人(对于合作署名，本分析报告仅统计第一作者)，发文数为70篇，同比2015年数据分别减少9人和10篇，人均约1.17篇。在这60人中，发表2篇以上的高产作者有8人(见表五);其中，发表3篇以上的有2人，分别是蒋大兴和罗培新，占2016年CLSCI发文作者总数60人的3.33%，2016年度均没有在三威期刊上发文。2016年度，值得一提的高产作者是许中缘，其在《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上发表《商法的独特性与民总则编纂》，既是高产，也算高质，值得称赞。 对比2015年数据，2016年CLSCI商法学高产作者中，有马宁、蒋大兴、韩长印和陈醇老师的文章在三大刊上发表，而今年仅有一位商法学高产作者在三大刊上发表，对比之下，令人唏嘘。2016年的商法学是蓄势发力的一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减少了，三大刊上也减少了，但研究者的步伐没有停滞，从2017年年会的新闻上可以看到，商法学研究会评选出2016年“中国商法年度十大事件”，其中举行第四届理事会换届是其中之一，吸收新鲜的研究血液到商法学研究会中，必将促进我国商法学研究的发展。此外，2016年“中国商法年度人物”的殊荣给大学院蒋大兴教授，也是对其商法学研究大咖的一种注解，是当之无愧的。蒋大兴教授连续三年蝉联商法学高产作者榜单前列，实力感人。 在2016年发表2篇以上的CLSCI论文高产作者有8位，表18篇，占商法学论文总数的百分比为25.7%，约四分之一强，其中只有许中缘的一篇三威期刊发文，占商法学5篇三威期刊的五分之一，由此可见，商法学研究力量分布较均衡。与去年相比，高产作者中之后蒋大兴和韩长印两位教授连续登陆榜单，其他作者均已替换，均是新鲜血液，一方面体现了商法学研究竞争比较激烈，没有其他学科出现的马太效应，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商法学研究的日新月异，唯有努力提交新观点新文章，方可在榜单中保留一席之地。从三威期刊的发文情况看，2016年CLSCI商法学有5篇发表，5名作者每人发表一篇，既呈现出百花齐放态势，又体现了商法学研究团队的年轻化趋势。 从表六中可以发现，70后已经成为商法学研究的中坚力量，除了中国人民大学院的邢海宝教授系65后之外，其余四位作者均是70后，其中中南大学院的许中缘教授是75后，是这五位作者中最年轻的一位。结合商法学2016年度70篇文章统计情况，许中缘教授还有一篇非三大刊的文章——《法学》2016年第12期发表的《论商事规范的独特性而非性》，一年有2篇文章产出，在小众学科的商法学，可称得上既高产也高质。 2015年的CLSCI商法学三威期刊发表了10篇文章，今年腰斩为5篇，数量上急剧下跌。去年的高产作者韩长印教授，2016年在三威期刊上没有斩获，只在其他CLSCI期刊上发文2篇，实乃可惜。不过，处于70后的中青年学者毅然扛起了商法学研究的大旗，除上文的75后许中缘教授外，70后中的西南大学汪青松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院的李文莉教授和山东大学院的耿利航教授，分别发文一篇，共同确保了商法学2016年三威期刊发文5篇的成绩。大旗没有倒下，中青年学者功不可没。此外，作为新生代力量的80后，除中国大学的张钦昱、西南大学的吴飞飞（现已入职最高检研究室）系85后外，再无80后入榜单，这种现象值得，商法学研究团队的老中青梯队建设仍需加强。 通过对2016年CLSCI商法学论文的数检索，形成了表七的2016年CLSCI商法学论文数前十名文章，时间截止到2017年10月，这样可以有大约小一年的时间来检验论文的情况。情况是反映论文质量的一个侧面，也是同行对该论文的认可度，虽然科学性有待全面考察，但是也能说明一定问题。从表七中，我们发现，在表五中出现的高产作者，在表七的高文章中也有体现，如华东大学罗培新的《股东会与董事会构造论：以合同为进的分析》一文，在一年多的时间中被10次，夺得2016年CLSCI商法学论文的高标签，下载也破千次，罗培新也是2016年度CLSCI商法学的高产作者之首(与蒋大兴并列)，罗培新还有一篇《论资本制度变革背景下股东出资法律制度之完善》的数也高达9次，一定程度上了高产也高质的说法。此外，还有大学院的蒋大兴、武汉大学院的冯果、西南大学的吴飞飞等，都是既在高产作者榜单又在高榜单的双高作者。 2016年CLSCI商法学文70篇，来自38家法学科研机构，2 015年为80篇文章41家单位。发表2篇以上(含2篇)论文的单位共有16家，其中发表5篇以上的单位只有3家。有关这16家单位的发表论文数、他发数、三威期刊等详细数据，见表八。
(分号前为发文数，分号后为当年度排名，缺损值用-代替，缺损值系未入当年高产科研单位榜单所致)
大学院毕其功于一役，2016年终于超过华东大学，夺得商法学研究的桂冠。2016年大学院以1篇微弱优势反超华东大学。但是，在他发数上，两家单位都是5篇，这样大学院凭借1篇自发的CLSCI论文，反超华东大学，终于夺得商法学研究宝座。通过表九发现，从2012年开始，华东大学成绩稳定，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而且2013-2015年，连续三年蝉联第一;大学院则像一名一直努力的小伙伴，从2012年第一的上掉到2013年的第四后，一直在努力夺回昨日的荣耀，从2013年的第四、到2014年和2015年稳居第二，再到2016年，终于以6篇CLSCI商法学论文的优势夺回宝座，其中的艰辛也只有北学院他们自己才知道。大学院骄傲的成绩，离不开其多年来的团队建设，尤其是领头羊的引领作用，大学院蒋大兴教授在2016年CLSCI商法学有论文中贡献3篇，占大学院总数的一半，另外还有金锦萍、彭冰和赵心泽的助阵，阵容强大，可见一斑。 通过表八数据，在2016年CLSCI商法学发文数超过3篇的单位中，西南大学从2015年5篇继续保持，只是位序发生了变化，在2016年总篇数减少10篇的情况下，这5篇发文量就尤其显得珍贵，于是，西南大学以5篇的数量与华东大学一道并列第二的，实属不易。中国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两家单位以4篇的数量并列第4，相比2015年同样第6的，前进了2名，同样也是与去年一样的发文量，不得不让人称奇。此外，中南大学院相比去年也同样发文2篇，但位序上也同样保持并列第八的成绩。 通过表九的数据，武汉大学院和中南财经大学两家同在湖北的科研单位，2016年以同样3篇文章的成绩挤入榜单，打破了2015年名落孙山的局面。唯一不同的是，武汉大学院的3篇文章均是他发，而中南财经大学则只有1篇是他发，自发率高达66.67%，是表八中高产科研单位中最高的。不过，2017年教育部发布的“双一流”法学学科名单中，同在湖北的这两家单位共同列入，可喜可贺，相信中南财经大学定会以此为荣，与同在荆楚的武汉大学院比学赶超，携手共创更好的成绩。 2016年CLSCI商法学科研单位榜单中，最大的冷门莫属中国人民大学院了，从2015年的5篇的好成绩，滑坡到2016年的2篇，发文数锐减150%，这种现象值得关注。从位序上看，中国人民大学院从2015年的第3名滑坡到2016年的并列第八，如果再少一篇，将被挤出高产科研单位的榜单，这样的局面着实捏一把汗。从2012年到2016年的发文情况看，呈现出“2-2-4-5-2”的先稳步向前、后出现断崖式滑坡的局面，莫非2016年是中国人民大学院蓄势的一年，为了2017年爆发出惊奇的力量，2016年先来个缩拳态势?这些也只是猜测，不过，2016年爆冷，面子上也不好看，中国人民大学院也该反思反思。 目测可见，表九中的“缺损值”占领了并列第八的九家单位大半。在并列第八的九家单位中，除了上文所述的中国人民大学院和中南大学院外，其他七家在2015年的CLSCI商法学高产科研单位榜单中不见踪迹，这七家单位是、中国青年学院法学院(现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院)、河南财经大学、辽宁大学院、上海财经大学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院和西南财经大学院，不得不说这七家单位是2016年CLSCI商法学研究的黑马单位。值得注意的是，大学院已被挤出高产单位榜单，2016年只有安晋城发表了《论股票窃用交易中的预期利益损害赔偿及其——评“张春英股票被窃赔偿案”》一文，大学院历史上是商法学研究的重镇，从2010年到2013年一直保持前三，但是近几年却步步，2016年仅有一篇商法学文章发表，大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院可谓“难兄难弟”，如果2017年的成绩依然，则失去商法学研究重镇的式微将会被坐实，这是一种信号，值得，希望这两家单位反思现状，努力前行。 2016年CLSCI商法学研究不可不谓激烈，传统重镇如果不拿出像样的成绩，就会被新锐力量超过，这是的，也是自然的。2015年出现的黑马(浙江师范大政学院、广东金融学院法律系和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院)2016年已经难觅踪迹，2016年出现的黑马在2017年还能位列其中吗?这不得不引人思考，诗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数百年”，在的商法学研究领域，恐怕能领一两年已属不易!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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