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于７０年前的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非生即死的涅槃之举。中国抗战胜利一个重大而直接的结果，便是被日本帝国主义了５０年之久的宝岛重回祖国怀抱。然而，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日本，都出现了“地位未定”的，至今阴魂不散。岛内也以此为依据，“”的“性”。地位真的未定吗？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国际法层面的问题，需要从国际法的角度来分析。 众所周知，日本在１８９５－１９４５年期间的唯一依据，就是清在１８９５年因甲午战争惨败而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而中国在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收回的依据，则是由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战争进程中先后产生的《中国对日宣战文告》、《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停战诏书》、《日本投降文书》等一系列文件构成的国际法链条。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美英两国因日本偷袭珍珠港而对日宣战，中国亦在次日跟进。在《中国对日宣战文告》里，“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关系者，一律废止”，这其中当然包括《马关条约》。国际法，一旦两国由宣战而进入战争状态，它们之间所缔结过的一切条约就立即失效或中止。从那天起，使重回中国领土主权范围内就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主要目标之一。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２日，为了协调对日作战等重大问题，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结束后发表《开罗宣言》。该宣言指出，“三国之旨，在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从而了日本战败后的国际义务和中国应得的，特别是把等中国领土归还中国。 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７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波茨坦举行会议，解决欧洲战后安排和盟国对日作战问题。７月２６日，中美英三国以各自首脑名义发布对日最后通牒式公告，即《波茨坦公告》，苏联后来加入该公告。该公告要求日本“应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重申了日本应在战败后把等中国领土归还给中国的国际义务。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日本天皇向国民发布《停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９月２日，在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上，日本外相和参谋总长代表日本在《日本投降文书》上签字，受降的美中英苏等国代表也依次签字。该投降文书载明，“余等兹为天皇、日本国、及其继续者，承约切实履行波茨坦公告之条款”。至此，日本帝国主义历时１４年的侵华战争以彻底失败告终。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５日，地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省行政长官兼省警备总司令陈仪等中国代表、总督兼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等日方代表、德里克上校等盟军代表出席。仪式结束后，陈仪庄严宣布：自即日起，与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１０月２５日也被当时的中国定为“光复节”。 因此，无论是从史实还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主权回归中国都是世界反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直接结果，是一件履行了所有法律程序的历史事实，因而是国际和国际法的伟大胜利。 鼓吹“地位未定”论者一直质疑《中国对日宣战文告》、《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这三个文件的有效性，特别是后两者的国际条约属性，渲染《和约》的性。首先，虽然《中国对日宣战文告》是中国战时单方面的意向表达，但它完全符合国际法的相关。《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虽然也是战时同盟国单方面的意向表达，但在战争结束时得到了日方的明确承认和接受。 其次，《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作为同盟国规划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是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国际条约。不仅国际界的主流意见确认它们是国际条约，美国也一直把它们作为国际条约收录到外交文献汇编中。从国际论来看，确定一项国际文件是不是国际条约的决定因素，不在于其名称或形式如何，而在于其是否意图在相关国家间创设和义务关系。这两个文件正是为了创设同盟国与日本之间在战后的和义务关系而签署的。 第三，日本天皇对内发布的《停战诏书》和日本与同盟国签署的投降文书，都明确承诺接受《波茨坦公告》，后者还承诺此后各届日本也要切实履行该公告。该公告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第八条重申《开罗宣言》中的同盟国应享有的和日本应承担的义务。这个投降文书无疑是国际文书中最具法律效力的一类。《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国际法效力，也因为这个投降文书而得到加强。 第四，当年的地区日军投降仪式同时还具有交接仪式的功能，即把地区的主权和管辖权从日本交还给中国。当陈仪在仪式结束时宣布和澎湖列岛重归中国主权之下时，在场的日方代表和盟军代表均未表示。事实上，中国根据上述一系列国际法文件接收，是中国依法恢复对领土主权的根本标志。而日本把主权和管辖权交还给中国的行为，从国际法角度来看也是在履行先由《开罗宣言》所、再由《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文书》所继承的国际义务。 第五，１９５１年的《和约》虽然没有明确日本放弃和澎湖列岛后交予谁手，但前述一系列国际法文件已经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移交程序也早已在毫无争议的条件下正式完成。更何况中国作为对日作战的主要战胜国，既未参加对日和会也未签署《和约》，那么对中国来说，其中任何与中国有关的条款都不会自动产生法律效力。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国际法，战争的结束须以交战双方签订和平条约为依据。签订和约的行为只是一种国家实践或国际惯例，并不具有强制性或必然性。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新中国成立后，集团退踞，海峡两岸形成对峙局面。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惜背信弃义，单方面抛出“地位未定”的。这不能改变已经回归中国的历史和法律事实。至于１９４９年以来海峡两岸一直处于未统一的状态，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都。而且这种未统一的状态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而是当年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下来的对立。这种对立并没有改变已经重回中国领土主权范围内的国际法地位。 近年来，面对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和平发展的态势，日本国内仍有人或明或暗支持“地位未定”的，与岛内遥相呼应。我们在此提醒他们，在１９７２年《中日联合声明》中，中方重申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日方“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的这一立场，并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这既是日本在问题上对中国和人民的承诺，也再次证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性。我们督促日本在问题上承诺，切实尊重中国对的领土主权，以实际行动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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