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的原因,和80后、90后人的不同,我们那一代多数不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边读书边工作,读的法律院校是电视大学,检察院就是实习的课堂。 重建后的检察院,人员来自方方面面,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正兴起“文化育检”之风,文凭开始吃香,老牌大学自然不必说,就连有“工农兵大学”学历的同事,也给人“鹤立鸡群”之感。那时我们正值青春燃烧的年华,渴望读书,因此院里举办了文化补习班,让我们这批知青出身的年轻人都顺利地考入了电视大学,这在当时落后的山区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在我们读书期间,有两个人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一个是我们的班主任老许,他是一个60年代毕业于湖北大律系的老牌大学生,他的许多同学都是教授和的高级记者,这在我们落后的山区是少见的。由于海外关系,中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农村,“两法”(即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始得到重用。在我们院里,老许既是文化带头人,也是我们年轻人的“头儿”,常常和我们一起吃大锅饭,最浪漫的是星期六晚上吹着口哨带着我们去看电影。 还有一个是毕业于中国大学的高材生小张,是我们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本来他在省院工作,被选派到山区支援基层建设。他的理底深厚,认法不认人,往往为一个案件,让一些领导颇感到头疼。毕业时,我写的一篇《关于如何依法行使检察权的探索》的论文,被评为优良,但小张认为应该评为优秀,专门跑去和论文评审委员会交涉,后改为优秀。 读电视大学,只能在电视屏幕上与老师见面,收听他们讲课的录音,这之间似乎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让人感到又近又那么遥远。尤其是在考试时听播音试题,让情感到格外紧张,因为手抖动的缘故,以致有些同学把“一”字画成波浪形了。还有些题目没有听清楚,于是就蒙,竟然也蒙对了不少。虽然闹了不少笑话,但后来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读电视大学,让我们增长了知识,开了眼界。于是,茶余饭后成为我们学习探讨的沙龙。在我们同学当中,有位同学对刑独有情钟,对权威的不得了。那时刑界流行“北高南马”的说法,指的是著名刑专家高铭暄和马克昌。当有人发表与两位专家不同的看法时,他就会和你争论的面红耳赤。他有个特点,就是先承认你有些观点,然后驳斥你的是“但是”。我们好多同学,都在他的“但是”面前败下阵来。 我爱好写作,平常喜欢写写画画。有了对理论知识的一知半解,同时也是为了完成调研宣传考核任务,我也试着写一些有关理论探讨的文章,但是后总是石沉大海。老许知道后对我说,讲理论,我们说不过大学的学者教授,但是我们在基层,有着司法实践的长处,你不妨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果然在老许的指导下,我的一些文章破天荒地开始在上发表,让同学们对我刮目相待。 我们的检察长虽然出身工农干部,但对我们的学习很重视,不仅在经费中我们的学习,也要求我们所在科室负责人在工作安排中要我们的学习时间,并有意识把我们这批安排在、起诉,经济检察等部门锻炼,按照他的话讲,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我们电大这批果然不负众望,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一点也不亚于全日制毕业出来的本科生,后来都成为检察院的。年底,院里杀了一口猪,请大家吃团年饭。检察长端起一碗苞谷酒说,感谢各位了,说罢一饮而尽。此时我们心头都是热乎乎的。 那时我们思想单纯,以为穿上了检察,读了书办了案,就成为了检察人。其实,我们离真正的检察人还有很大的差距。拿办案来说,老同志认真用心办案,而我们喜欢用条文说事。一次老许带我办理了一起盗窃案,嫌疑人是一个农民,家庭特别困难,因为孩子想吃肉所以偷了别人的腊肉。从价值数额上看,对照法律条文嫌疑人已经构成了盗窃罪。但老许在汇报时不捕不诉,理由是犯罪危害性不大,且嫌疑人系偶犯并得到被盗人的谅解。这在“严打”期间是需要勇气的,表现出一个老同志的责任与担当。我体会到,司法实践才是真正的大课堂,里面有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一晃30多年过去了,我们这批也从青年变为老年,老许、检察长也离开了我们。但电大的学习生活,却丰富了我们的检察人生,镌刻下了那个时代的标记,让我们久久难忘。 (作者:湖北省恩施市检察院范建生) |